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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| 王庆峰
“有吸烟、酗酒等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取消学费减免资格。”近日，四川大学的一项老规定冲上热搜，引发网友大量讨论。
不少网友表示支持，“你不能拿资助你上学的钱去抽烟”。但也有一些网友认为，将资助政策与个人消费习惯绑定，属于管得太宽。一系列追问随之而来：助学金、学费减免的标尺，到底是客观的家庭收入，还是受助学生的品行嗜好？如果吸烟、酗酒被一票否决，那么买非必需品会不会被否决？如果个人有抽烟习惯，花销来自兼职打工收入，没有动用助学资金，也在约束范围之内吗？
四川大学。
回答这些疑问，要跳出“抽烟就代表不贫困”“贫困生没有资格吸烟”这类二元对立的简单判断，回到制度设计的初衷去理解。
一方面，大学资助的资金来源是公共财政，扶持对象是“因特殊原因导致缴纳学费有困难的学生”，意味着它的使命是精准流向最需要的人。吸烟、酗酒属于损害健康的不良嗜好，如果公共财政为这类陋习买单，既不合情理，也会挤占困难学生的机会。当然，这里不只是经济维度，也有育人考量，学校希望获得帮扶的学生能够远离成瘾性不良嗜好，保障身心健康，专心投入学业。
另一方面，政策排斥条件是“有吸烟、酗酒、沉迷网络或其他消费型不良嗜好者”，所针对的不仅是“不良嗜好”，而且是“消费型”。如果一名学生不是偶尔吸烟，而是可以稳定承担烟酒的持续开销，说明其可支配收入已经能够支撑非刚需消费，自然不符合资助条件。同样，如果花自己的钱，用来购买奢侈品、大额游戏充值、高价数码产品等，也不符合资助的认定逻辑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除四川大学外，全国已有多所高校把吸烟、酗酒等行为纳入评定国家助学金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资格审核条件。这一规定为何在当下再度引发舆论热议？其背后反映的，正是社会对于公共资源分配公平的关切。由此延伸出更深层的命题：公共帮扶政策和个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？不久前“低保女孩赴港看演唱会”引发的舆论争议，其实是同一类公共议题。
公共助学金、低保补助，本质是来自社会的公共善意，承载着兜底保障的属性，申领帮扶必然伴随着相应的责任约束。虽然个人自由理应得到尊重，但自由从来不是没有边界的。当一个人主动申请资助政策，就意味着自愿接受对应的资格审查，不能一边享受公共帮扶红利，一边持续进行非必要、成瘾性的消费支出。同样，资助审核也不能和个人消费选择完全切割，如果完全不考察消费行为，有可能出现一边领取救助、一边进行大额奢侈消费的资源错配。
当然也要看到，依靠“消费型不良嗜好”进行资格审查，优点是直观回应大众朴素公平感，但短板在于边界模糊、裁量空间大。近年来，部分高校推行“隐形资助”，用大数据量化认定、保护学生尊严南昌股票配资平台，值得借鉴。总之，设置资格约束，目的不是苛责困难学生，而是维护助学体系整体公平，把有限的资助资源留给真正需要帮扶的学子，这也正是这项制度设计的价值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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